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又頒完了。大家都在思考為什么日本能獲得那么多，而中國又什么那么難。為什么60-70年代那么困難，能做出一些獲獎級別或準獲獎級別的研究成果，倒是1980年后這三十五年卻做不出。原因多。我來說說，做出諾貝爾獎級的研究所需要的體制條件。
首先，做出諾貝爾級成果的科學家，基本都是具有一定“叛逆”精神或性格的人，而我們的從娘胎額教育開始，就是要培養(yǎng)“聽話”的學生，要求標準答案，什么都要統(tǒng)一考試，這種叛逆從小就被扼殺了。
做出諾獎級成果的人基本都是有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，而過去30多年，整個社會基本都在向錢看，看看現(xiàn)在炒房，上海人排隊先離婚，再牽手去買房，這樣的急功近利的社會誰會靜心去做研究？有，也是少數(shù)。
諾獎級的研究大都需要合作和大腦風暴式的討論。當我們的考評機制是考慮第一和通訊作者時，誰會樂意地和你合作，幫你完成，而只能排到中間？有些實驗室內(nèi)部都不交流，材料數(shù)據(jù)不共享，還談什么合作？
諾獎級的研究大多具有一定偶然性，不可預知性，而科技部的大項目都是由大佬們先根據(jù)自己的需求確定“指南”，哪兒還有不確定性？
諾獎級的研究大多是由教授帶著一兩個研究生做出來的。往往是學生博后做出些不可解釋的結果，再進一步探索出來的。而我們現(xiàn)在鼓勵的是大團隊，航母級的，設法堆出國家獎，集中成果報yuanshi，一些大牛們一個人帶幾十個學生，哪有時間和學生討論一些不可思議的結果？哪個大團隊的年輕老師愿意去死扣那些不可思議的結果？做出來，也不是我的，又何必去死扣，為別人做嫁衣裳呢？
一直培養(yǎng)的“標準答案”型思維方式的學生，得到不可思議的結果，往往認為是自己做錯了，而不是去思考為什么。探索不確定的結果是要冒巨大風險的，現(xiàn)在要求博士畢業(yè)一定要發(fā)SCI論文，誰愿意去冒不能畢業(yè)的風險？不肯冒風險，何來諾獎級額成果？
不消除這些體制的障礙，我想獲諾獎級成果，將仍然是渺茫的，至少只會是偶然的，而不會是必然的。
（程宗明）
做出諾貝爾獎類研究所需要的體制條件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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