錢理群先生說,他對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很失望。他說,他所指的八十年代的大學生,現(xiàn)在多為四十多歲的人。他之所以感覺失望,是因為原來他以為這批大學生是很有希望的,但后來發(fā)現(xiàn)他們不是這么回事。他們受到文革中的嚴重影響,很自我,誰說的也不聽。所以,他只好退出了,只能顧到自己了,云云。
我只是隱約感覺,錢先生是不是有點糊涂了。八十年代的大學生,是有可能受到文革影響的。這一點錯都沒有。但這批人在今天肯定不止四十多歲,大多都已經(jīng)是五六十歲了。最年輕的當年大學生,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了,到了今天怎么也不會是四十多歲。這里到底在哪里出了差子。而且錢先生所說的那種“精致的個人主義者”,是指他當時所看到的大學生,那倒是可能是在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們。如果這樣來認識,倒能對得上榫?墒前耸甏錾娜耍c八十年代的大學生肯定不是一撥人。所以我才覺得錢先生可能是弄錯了。
先說八十年代的大學生。他們雖然受到文革的影響,但這類影響是要分析的,并不是所有的人所受到影響都是把人變成了狼。其中有更多的人從文革中來反省,他們看到了文革對國家的破壞與損害,他們中的大多數(shù)人對于文革是深惡痛絕的。所以簡單地說他們受到了文革的影響,因而就對這批人感到失望,這是很讓人匪夷所思的。而且,客觀上說,我們應該承認,這批大學生在改革開放以來,為國家的建設與發(fā)展,還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。對此我們沒有理由予以否認。
每個時代的人都有每個時代的局限性,這是歷史本身所造成的,沒有人能逃得出去這樣的歷史限定。歷史對每個人都會產(chǎn)生負面的影響,但同時也會給每個人帶來更為正面的影響。這兩者本身就是同時存在的。沒有任何時代的人所得到的時代影響都是只有正面的而沒有負面的,同樣,也沒有任何時代的人所得到的時代影響都只有負面的而沒有正面的。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,也是歷史的辯證法。
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固然受到文革的不良影響,但他們對國家的擔當更是讓人有深刻的印象。他們都認為自己對國家有自己的一份責任心,所以他們在工作中,在生活中,都不會隱藏這樣的責任心。這不是國家的不幸,而是國家的幸事。當然,不良的影響也肯定是有的。這是無法回避的。在現(xiàn)實中,我們所能做的,就只能是盡最大可能降低這種負面的影響。至于做得好不好,做得夠不夠,那只能看各方面的努力了。
對于80后的大學生,其實情況也是一樣。所謂精致的個人主義者,這是錢先生發(fā)明的詞語。嚴格地說,我不知道如何對這個概念進行精準的定義。或許在錢先生看來,或者錢先生所接觸到的類似北大那種精英大學中的大學生們,確實存在這樣一類人?墒沁@樣一類人到底是一類什么樣的人?錢先生沒有給出完整的定義。或許,他們中有的人很會打自己的小算盤,有自己的小算計,把個人的得失算計得特別精準。外表八面玲瓏,內(nèi)心狠辣毒兇。這樣的人肯定有,但是到底有多少,有多么嚴重的程度,錢先生似乎沒有告訴過我們。
但是我也相信,盡管在年輕人中有這樣的人,但絕對不會是大多數(shù)更不會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人。年輕人畢竟年輕,他們身上還是有相當?shù)目伤苄缘。他們心中的善良不是隨便就可以泯滅的。在社會的幫助下,他們中的有些人是會有向好的方向轉(zhuǎn)化可能的。當然,也確實有那種死硬不變的頑固分子,死抱著他們的那種精致的個人主義不放。但這樣的人在我們的國家,在我們社會到底還能走多久,那是很難說的。
我特別不贊成錢先生把人按所謂一群或者一批來劃分。人都是個體的,即使在某種群體中,這些個體的人都有某種相似的共性,但他們的個性差異依然還是存在的。毛澤東當年說過,除了沙漠,凡有人群的地方,都分左中右,一萬年以后也是這樣。所謂左中右,無非是先進的,中間的,還有落后的。這種劃分應該是客觀的,也是符合歷史與現(xiàn)實的。所以把人們按照所謂年代,所謂按某種屬性的群類來劃分,肯定是有著形而上學因素的。所謂一刀切,就是如此。想來錢先生肯定是反對一刀切的,但在這個問題,錢先生自己卻采用了一刀切的方法,是不是讓人感覺很遺憾?
那種在當代大學生中存在的負面因素,沒有那么可怕,以至于讓人喪失信心,甚至絕望。大學生們受到社會上的一些負面因素影響,其實是很正常的,正如人們生活在現(xiàn)實的空氣中,不可能不受到細菌的侵蝕和污染一樣。被細菌感染,可能會患病,也可能安然無恙。關(guān)鍵是看我們自身的免疫力如何。如果免疫力足夠強大,這就算不上什么。如果免疫力不夠強,那么我們就得加強我們的免疫力。即使感染上了,即使發(fā)病了,也不是不可能救治的。有藥物,有各種治療手段,這點小病小災能算得了什么?
那種完全自甘墮落,猥瑣不堪的人肯定是有的,但也肯定沒有那么多。錢先生把這一代人都看成那樣的人,未免多慮了。(胡懋仁)
是八十年代的大學生還是80后大學生?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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